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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髯飘飘,忠诚爱国——纪念父亲胡厥文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发布时间:2016-08-08 点击数: 766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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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胡厥文生于甲午战争后一年,今年的10月7日是他诞辰120周年。他青年时,深感列强船坚炮利侵我中华之痛,立志振兴民族工业,实业救国。父亲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留了两次胡子。一次为“抗日胡子”,另一次为“四化胡子”。

 

抗日胡子:蓄之以纪国难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寇大举入侵上海闸北、江湾、吴淞等处。当时驻防在上海的蔡廷锴所部第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开始了有名的“淞沪抗战”。

 

当时,父亲是上海机器同业公会的主任委员,立即主动与他认识的翁照垣旅长(十九路军七十八师的旅长)联系,表示了机器同业公会支援抗战的决心。他在沪南建立起临时手榴弹工场,组织生产手榴弹、地雷和攻击装甲车的穿甲弹支援前线。一次,兵工厂的阮尚玠厂长和欧阳师长找我父亲研究炸排水量为9800吨的日本海军第三战队的旗舰“出云舰”。由于当时上海海军司令拒不给抗日军队以任何援助,还与日本达成互不攻击的协议,因此,炸“出云舰”之事只能他们自己想办法。他们制成了一枚500磅的水雷,固定在浮桶下面,3月1日中午,在浦东江边,由潜水员推向敌舰,然后引爆,由于水雷未贴上该舰,未能炸沉,但这一壮举在上海引起了强烈反响。淞沪抗战进行了33天,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妥协,在5月5日签订乐《淞沪停战协定》。在这期间,父亲一头扑进抗日救亡活动,废寝忘食,日夜奔忙,无暇理发和剃须,以致胡须满腮。有人问他是否要留了当“美髯公”。他回答说:“蓄之以纪国难,等赶走了倭寇再剃。”

 

1937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下属的机器和化工工业组长林继庸到上海找工业界人士筹商工厂内迁之事。父亲感到这次抗战与“一二八”时不同,上海民族工业若为长期抗战出力,内迁是好办法。他第二天立即召集上海机器同业公会执委会,表示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工商业者,都应本着抗日至上,国家至上的宗旨,国家存亡,匹夫有责,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要下决心内迁,以保存物资和机器设备,支援抗战,绝不苟安求全,助纣为虐。他当即表示将自己所办工厂率先内迁。8月12日,上海工厂联合会迁移委员会成立,经过推动组织,各行业146家工厂(其中机器工厂66家),共14600余吨物资和2500余名技术人员和工人迁到了大后方,成为抗战时期民族工业的中坚力量。1941年,为了及时完成桂林43兵工厂委托制造的大批四号甲雷引信,父亲决定在桂林开设大中机器厂就地生产。后又在湖南祁阳开设新民机器厂湘厂,以便就地取材,更好地支援前方作战。不料,1944年国民党军队湘桂大败退,撤退中厂房机器都已无存,只剩下一些职工和资金,途经金城江时,车站被炸,一场大火,连行李都被烧光,他只得只身回到重庆。父亲就这样践行了“毁家纾难”的誓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日本投降。9月18日,父亲剃去了蓄了14年的长髯。在剃须前后各照了一张相,合成“二我合影”像,并题写了“抗战胜利父子昆季勿怠勿忘岂以为戏”。还写了“薙髯乐”诗句,以表达他无比欢欣的心情。诗的最后几句是:

 

昔日敌阀昂头笑,今日酋皇俯首衰。

雪耻欢难已,除髯亦快哉!

有酒方新醅,愿与诸君狂饮三百杯。

共庆和平彼岸同登乐,

尤喜老大离乡少小回。

 

四化蓄胡子:坚定不移跟党走

 

父亲对共产党的认识,始于1932年8月赴陕北考察的途中。当时,陇海铁路管理局与陕西省政府为了振兴西北的实业,发起组织了陕西实业考察团。父亲作为上海市商会的专家,参加了北组考察。沿洛河东行,中午在黑家堡打尖时,村里的老百姓看到护送考察团的杨虎城军队,吓得都跑光了,只找到三个上了年纪的老汉。父亲十分高兴,拿出随身带来的酒菜,请他们边吃边谈。忽然,一位老汉停下手中的酒杯说:“你们一定是红军”,父亲再三说明我们不是红军。这回三位老汉同声说:“你们若不是红军,就一定不会对我们这样好!”听到老汉们真诚朴实的话语,父亲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红军不是国民党宣传中专门杀人放火的,在接近红军的普通农民的心目中,红军是爱护百姓,造福人民的仁义之师。自此父亲不再轻信国民党的宣传,而暗地里留心观察共产党,读范长江写的《塞上行》等进步书刊,逐步懂了其中的道理。1937年9月,在汉口,父亲送原长城砖瓦厂公务副主任郑汉涛去延安时,即席挥毫写道:汉涛学长,慨国难之殷,长征西北,致诗赠别:

世事乱如麻,西北出彩霞。

东南有郑子,内实而外华。

心焉向往之,不惮阻且赊。

壮志誓茹苦,为国以忘家。

志者勿自堕,种瓜以得瓜。

抗战胜利前后,在重庆,父亲是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多次接触,聆听了有关中共保持独立军队、组建民主政权和工商政策等讲话,深受教育。父亲与周恩来的往来尤多,曾收到他从延安带来的小米、红枣、草席等物品,感到十分亲切。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父亲与黄炎培发起成立了工商界人士和职业教育者的政治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并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的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他到北京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父亲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深感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了,祖国前途无限光明。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父亲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父亲视周总理为一代完人,自己人生的第一知己。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父亲放声痛哭,不思茶饭,茫然若失,当天就写信给邓颖超同志,表示沉痛哀悼,并附上“痛哭周总理逝世诗两首”。诗中“庸才我不死,俊杰尔先忘,恨不以身代,凄然为国伤”之句是他当时真实思想感情的抒发。他还蓄上髯以志纪念。9月9日,毛主席逝世,父亲回忆当年毛主席几次教诲,又蓄上髯以志纪念,谓“四化胡子”。并说我坚信毛主席、周总理倡导的在中国实现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现代化的宏图一定实现,到那时,我再做“薙髯乐”,“镇日高歌乐太平”。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同志邀请父亲和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等民建、工商联领导人商谈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和如何发挥原工商业者作用的问题,征求与会者意见。父亲衷心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2月7日写好了《关于怎样调动工商界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意见》,不料,就在这时发现胃部有癌变。只得边治疗,边工作。他把“意见”寄给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张承宗部长,希望在他领导下落实“建议”。同时邀请来京的民建、工商联同仁谈话,大讲现在是工商界同志为国家、为“四化”做贡献的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清除大家的顾虑,勉励大家要把“吃奶的力气”拿出来。

 

1979年10月10日,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华全国工商联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时,父亲大病初愈,出席了会议,并致开幕词。大会制订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他写信给中共中央,恢复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组织和工作,后又通过调研,推动中药和传统食品事业的发展,还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设备管理工作的建议》和《关于常州市工业情况的报告》。胡耀邦总书记看到“报告”后批示:厥老从考察常州市的工业入手,提出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厥老是党外人士,年近九十,关心国家兴旺发达之心溢于言表,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1981年统战会议期间,父亲和胡子昂一起上书党中央,就当时统战工作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份建议书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和赞扬。胡耀邦总书记在讲话中说,两位胡老的信,表现了各民主党派同我们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父亲为此曾写了这样一首诗:

茑萝附乔松,生死相与共,

同建千秋业,前路自从容。

百折不知返,恢恢见大功,

我年尚未老,奋发犹若童。

 

父亲是一个乐天派,信守“动则活,乐则寿”的道理。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对四化建设充满信心。父亲说:民族独立,祖国统一,实现四化,扫除贫困,是我青年时代以来的最大夙愿。我已经89岁了,但还有一个“野心”,就是要活到106岁,亲眼看一看实现了翻两番宏伟目标以后,更加灿烂夺目的社会主义中国!这样,我就是一个跨越三个世纪,亲眼看到梦寐以求的祖国富强昌盛的、最幸福的老人了。虽然父亲只活到94岁,但他那支援抗战的黑髯、建设四化的白髯,永远在我心中飘扬。

 

来源:2015年第10期《中国统一战线》,作者系胡厥文儿子胡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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